“没有人能自全，没有人是孤岛，每人都是大陆的一片。”1623年，英国诗人约翰·邓恩 (John Dunn)写下如此打动人心的诗行时，他已被身处上层的朋友们抛弃，并在疾病缠身和穷困潦倒中品味心灵深处的焦虑。
社会交往本来是人类最主要的活动之一，但因而产生的焦虑和恐惧却占据着许多人的心灵，以至于无法走出灵魂深处的那片孤岛，甚至为此焦虑成疾。
社交焦虑障碍的发展过程受多种因素影响，目前的研究在遗传基因、气质特征、父母影响、早期创伤、认知倾向等方面都有不少进展，而且多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也开始为人所重视。
然而，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社交焦虑障碍毕竟主要还是心理问题，在个人认知趋向现代思维的过程中，社会交往方式的变化将不可避免地打上时代的烙印。在当前急剧变革的社会时期，挖掘恐惧基因中的社会和文化因素，更具普遍意义：今天，我们到底为何会恐惧？
滞后的人格心理
窦文涛是香港凤凰卫视的主持人，他主持的谈话节目独树一格并颇受欢迎，但社交场合让他很不自在。“实际上我们家的人都有点社交恐惧症。”他在2010年11月9日播出的节目中坦承，“平常对我来说，哪怕是中间有不认识的人去吃饭，我这个心力的付出特别大，对我来说是个特别费劲的事。”
窦文涛自认为是一个自闭的人。与窦文涛可以在职业角色中从容表现不同，许多人甚至因此影响工作升迁和日常生活，他们怕见陌生人、怕难为情、怕表现自我，甚至出现逃避行为。这种内向、害羞、自卑的性格特征，被认为与社交焦虑障碍关系极大。
从历史的眼光来看，谦虚、内敛和不张扬，这些人格特征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崇尚的社交规范。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的孔孟儒家文化，告诫人们“巧言令色，鲜矣仁”“祸从口出”“沉默是金”，要求“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这种文化代代相传，甚至内化为民间谚语和口头禅。在武汉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罗教讲看来，这种不善于言辞、不善于交往、不喜欢展示自己的文化影响非常大，“甚至在我们对后代的教育中，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一直都是这么走过来的，已经习惯于这种不表达自己意见的方式。”
罗教授已经有30年的教龄了，他做过多年的努力想要调动课堂气氛，鼓励学生发言甚至可以不举手随时表达意见，“但是组织不起来，做不到，没办法”。
近一百年来，中国社会中的人际交往方式经历了多次变迁。从传统中国重亲情、崇礼制的交往，转为“单位人时代”的“同志关系”“朋友关系”的平等交往，又转为现在“陌生人社会”更趋复杂、更多手段、更富“工具理性”的人际交往。但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型塑出来的内倾人格特征，并不能立刻随之转化，并且不断通过教育和民间潜移默化的影响，仍然深刻而广泛地存在着，这种人格心理的滞后让人们在变动的社会面前不断遭遇尴尬。
亦因此，接受了传统文化教育的70后、80后、90后们，在走向社会时却发现，情况已经变了：他们找工作时需要展示自己，职场升迁需要表达，官员提拔也需要去讲演。
“各种需要演讲的场合越来越多了，如果言语表达不行的话连工作都找不到，对象也找不到，已经到了这种程度。”罗教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今天的中国社会要求人们能说会道，要求人们必须彰显个性、表达自己，但语言表达能力并不是一下子就能训练出来的。“本来就缺乏训练，对自己的语言表达不自信的人，现在却要被迫拉出去接受竞争，这种压力使得很多人产生畏惧感。”罗教讲认为，“这里有一个社会人的要求和个人价值取向的冲突，引起人格上的矛盾，这个矛盾的结果就是社交恐惧。”
但年轻人的压力绝不仅于此。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实行的“一胎”政策，造就了许许多多的独生子女。当他们在小太阳小皇帝般的呵护下长大成人后，社会却开始质疑他们的“自我、自主”，质疑他们是否能够担当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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