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春日，又到找工时，又到论文死线，又到自杀高发期。
“死是一件无须着急去做的事，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了的事，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是史铁生的句子。然而，春暖花开，万物复苏，随之复苏的还有死志。对于许多抑郁者而言，晦暗沉闷的冬日让人沮丧到甚至提不起劲来自绝于人世，倒是春和景明煦风拂面时，能鼓起最后一点勇气与动力，尝试自救，或进行告别。
去年4月2日凌晨，厦门南洋学院一名陈姓男生自杀。16日晚，中山大学一名蔡姓研究生在宿舍内自尽。这些年轻人身体康健、风华正茂，却仿佛对人生再无希望，迫不及待要将人生快进再快进，直至终点。
自杀，是日常讨论中的禁忌。这不是一个友辈间会轻启的话题，不是一个亲子间多沟通的主题，不是一个师生间常探讨的议题。尽管自杀在中国绝不罕见，事实上，自杀是中国人死因的第五位，是15至34岁人群死因的首位——本科生、研究生的年龄恰落在此间。额叶尚待发育，激素波动高企，学业经济感情又在剧烈变动期……对一个刚上大学的人来说，未来十年内最需当心的不是意外，不是绝症，不是凶杀，而是自己，是自己的情绪，是自己的认知，是自己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
选择自杀者，并不是与你我迥然不同的一群人。他们未必“家教不好”，未必“遗传不好”，未必“性格不好”。事实是，自杀可能发生在任何人群、任何家庭与任何社会中。有些人脚下的冰层特别脆弱，但每个人其实都如履薄冰，任何人都有可能在某一瞬间，或一时冲动，或深思熟虑，最终放弃自救，任自己坠入深深冰海。
心理咨询师指出，60%的自杀者此前处于抑郁状态，90%的自杀者有心境障碍。因此，自杀预防的一个关键就在于周遭人能否识别出情绪和精神的一些警兆，并鼓励有自杀风险者寻求专业援助。不歧视，不嘲讽，不承诺为自杀企图保密。如果能做到这些，许多自杀是有先兆，亦有可能挽回的。
要挽回，当然要下力气。自杀绝不是一个“坚强起来就好”的单纯心理问题，而是需要多方面一起努力的社会问题。自杀的风险因素中，包括社会压力，包括精神疾病，包括感觉自身毫无价值，包括失业与经济地位低下，包括遭遇灾难与创伤，包括曾目睹他人自杀，包括拥有自残手段等等。个人须先从情绪提振、认知改变和心理疗愈入手，而家庭、社会、医疗系统、保障体系也需要共同伸出援手。作为媒体，则应践行负责任的自杀报道——尽少描述自杀方式，不将自杀戏剧化或崇高化，尽量多提如何帮助亲友，如何联系危机干预中心，如何拨打心理援助热线等自助助人的信息（顺便说一句，上海心潮心理咨询危机干预热线为021—51699291）。每多一层这样的“安全网”，就可能多接住一个坠入深渊的心灵。
并非每个逝者都“不够坚强”或者“不负责任” ，还可能是因为大脑因病失去了愉悦的能力，因为负性情绪积累到变成自动负性认知，自我认知被扭曲成了悲观绝望的图景——如果一个人深信自己给所爱带来了沉重负担，自己的存在是亲友通往幸福路上的阻碍，那么越是“坚强负责”，反而越可能选择自我了断。
反之，如果懂得“乐观”是一种能习得的能力，并能多多练习以积极视角来认知自我与世界，那么即使身处逆境，心境也会大不相同。典型如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兰迪·波许教授，即使在身罹胰腺癌命不久长时，仍给出一堂精彩的最后演说——经验，是求之不得后的收获。撞上砖墙，是给我们机会说明我们有多么求之若狂……天色不会常蓝，世事难得美满，但看待的视角可选，应对的情绪可变，人的最终自由，尽在于此。
我自己在低落时，也反复推敲拟定过不下三种的自杀方式。然而我亦坚信，既然死都不怕，更不应惧怕运动、就医、以及向外求助。赴死之前，何不穷尽其他一切可能选项？“我一直要活到我能够/坦然赴死，你能够/坦然送我离开，此前/死与你我毫不相干。”史铁生的《永在》一诗，愿与君共勉。
本文推荐者曾接受顾歌心理咨询督导，在心理咨询领域有独特见解，其发布文章的观点为个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