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所设想的。
巴林特(1937)强调了用他的概念“原始的爱”来取代“原始的自恋”。他说，从生命伊始，与他人的令人满意的关系就是至关重要的。当然婴儿是无法区别出自己和外部世界的。但是，巴林特说，这并不是自恋，更准确地说，它是与世界的一种不真实的联系。这种原始的爱自然是完全被动的，而且旨在于与客体融合。这是在孕期和出生后不久母亲与孩子的浑然一体的状态。人类渴望着重获这种“一体”的状态，与周围环境相协调。重新回到这种理想状态的希望是生活中最强的渴望之一。
弗洛伊德和巴林特的区别是很重要的：我们是相信一个人天生与他人连结在一起，还是相信他主要是对自己感兴趣，他去寻求与他人的联系仅仅是因为他为了生存做出的选择?你能想像得到这也会给治疗带来很大的区别。
所以对弗洛伊德的观点的第一个批判点是原始自恋这一概念。
第二个批评是对他理论中暗含的经济原则：每个人所具有的力比多的量都是有限的，要么朝向自体，要么朝向客体。如果自体已被投注太多，就没有精神能量-没有力比多-留给客体了。
如几个作者所指出的，这种假设再也得不到支持了。经验告诉我们，与低自尊的人相比，高自尊的人可以更深地投入到与他人的关系中。显然自恋性的投注和客体投注并没有结合在一起。除此之外，如果一个人和其他人没有或很少有显而易见的关系的话，这并不代表其他人在他的幻想中没有起作用。临床经验告诉我们，事实正好相反，自恋性障碍的患者似乎更加依赖于他人。
我们正在谈论的自体究竟是什么呢?它是在超我和本我之间的某种东西，但并不是自我。它遍布所有的场合。它是个人与客体相对的整体。这是主体把自己当作客体的这样一个心理瞬间。所以当某人说，我是一个年轻人，我想要出去跳舞，但有时候我害怕年轻的女子-这是关于自体的一个陈述。
我想要你们注意的第三点是，对弗洛伊德而言，对自体的力比多投注是一种病理现象，他称之为自恋。其他人看它则是相反。他们谈到“自尊感”并认为我们应该把它理解为一种积极现象。今天对精神分析理论家而言，对自体投注这一概念已经不再引人入胜。今天的问题已经不是量的角度，而更是一个质的角度，不是力比多能量的量，而是在“自尊感是好还是坏”这个意义上的情感状态。这究竟是好还是坏取决于真实自体和理想自体-被称为自我理想-之间究竟是相协或是矛盾。这意味着，在我是谁和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之间，我是否能够处理这之间的差距，以及调节自尊感的机制究竟是什么呢?当我感到悲哀和渺小时我能做什么呢?我可以试图去贬低别人，试图强迫别人来赞美我，或者逃进白日梦等。这是自恋障碍者常用的机制。
在对自恋进行阐述的人中，还有两个非常著名的人物，那就是科胡特和康伯格。他们都来自于讲德语的国家，在欧洲被纳粹占领之后，他们不得不逃亡到美国。
阅读科胡特的理论，我们发现自恋是力比多对自体的投注是他对自恋性人格的定义的核心，他说(1971)：
“痛苦主要源于没有能力在心理上调节自尊并把它维持在一个正常的水平。”
他采用弗洛伊德备受批评的原始自恋这一概念，并假设了自恋的发展，而这种发展是与驱力并行的。当孩子非常小的时候，它处在原始自恋的平衡期。但是这种理想状态受到母亲的照料的自然限制的破坏，于是孩子不得不通过发展出夸大和表演性自体的意象来补偿那失去了的完美状态。
但这是不够的。孩子还把丧失了的母亲客体的完美性投射到被尊崇的无所不能的自体客体上：理想化的父母意象。
这两种机制在一开始就是并存的。但我们看它们的时候可能会认为它们几乎是彼此独立的。在适宜的发展条件下，原始和夸大自体的夸大会逐渐地被驯服，这意味着适应了现实。这个结构被整合到成人的人格中，并为我们的自我适应的行动和我们的自尊提供驱力能量。
与此同时，理想化的父母意象被整合进成人人格中，也变成了它的一部分。而它是这样工作的：当孩子被照顾的时候，会感到挫折-这是非常自然的，因为没有一个母亲是完美的。如果这些挫折不是太让人受挫的话，仅仅是小小的挫败，孩子会逐步地撤回对它的投注。很重要的是，挫折不是太大。否则孩子会被迫把所有的投注从令人失望的父母那里撤回。如果挫折仅仅是一部分的话，孩子可以内化母亲的功能-首先是她减轻孩子生理或心理紧张的能力-从客体到自体。科胡特把这个运作过程称为转换性内化-这是正常的发展。(过渡客体)。
但是如果孩子在与母亲的自恋性和谐上严重受伤的话，夸大自体就不能在面对现实中被驯服。它以原始的形式保存，并要求夸大需求得到满足。如果孩子体验到来自被尊崇的父母的创伤性的失望的话，理想化的父母意象也会以未加修饰的形式保存下来。然后它就不能被转化成为减轻紧张的结构。它可能会继续作为原始的过渡性客体存在下去，以维持自恋性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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