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歌在他微博上讲了一个有意思的故事：
有一次，有辆小巴车被剐了。肇事车跑了。小巴司机追拦了我的车，说是我剐的。我的车上刚好有陈旧破损，位置接近。当时还有路人证明，说就是我，我百口莫辨，但我还是心平气和的说明清况。对方则不依不饶，情绪激烈。
我想他可能是误会，所以努力想说明，但他偏偏不给我这个说话的机会，强调他穷，修车要花钱。我说能理解你的沮丧，无助，也知道你生活不易，但是我们还是看看证据。他大吼。
我只好不说话，电话请交警。交警来，他仍旧怒气冲冲。交警用技术手段测量，结果排除了我的嫌疑。我以为他会很不满，但他一下子平和下来，并对我说，我知道可能不是你，但我追不上别的车了。
顾歌遭遇的这件事中，就有了双重含义：既有通过怪罪一个人而处理失控感的心理成分，同时也因他是有意的而有讹诈成分。
老人“讹诈”扶助者，也一样吧，这两个成分或者都有。中国式的很多冲突中，也有这双重因素，这时特别重要的是，作为裁判的司法体系，会怎么做。如果是和稀泥，葫芦僧判葫芦案，那就很糟糕，而如能遵照清晰的法律，那就很不一样。
所以，老人“讹诈”扶助者这类事件中。当事人明显婴儿的心理发展水平，这没问题，真正糟糕的地方是，大家都是浆糊逻辑，当事人是，家人是，法官是，警察等也是。
因此，决不能用所谓常理来判决这类官司，必须用法律，但法律也得是成熟的。像机动车撞了严重违章的行人，也要为行人负责的法律，也算是这种婴儿思维的延伸吧。
本文推荐者曾接受顾歌
心理咨询督导，在心理咨询领域有独特见解，其发布文章的观点为个人观点。
上一页 [1]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