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咨询师范德科尔克尤其对创伤治疗中最常用的两种方法持有异议：认知行为疗法（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简称CBT）和暴露疗法(exposure therapy)。暴露疗法是让患者一遍又一遍地面对最困扰他们的问题，直到他们对此变得麻木。范德科尔克把它贬斥为“最不可能治疗”创伤的方法。它的成功率还不到一半，他说，就算“成功”了也无法提供真正的解脱：脱敏与痊愈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他对认知行为疗法也有类似的看法。认知行为疗法试图通过一种苏格拉底式的对话，帮助患者认识到自己的思想与情绪之间的联系调试不良，从而改变患者的行为。“但创伤与认知可没有一丁点儿关系，”范德科尔克说。“真正的问题在于，创伤改造了你的身体，让你觉得这世界很危险。”这种改造源于我们大脑中最原始结构的深处，认知疗法所无法触及的地带。“这不是你劝解自己说几句就可以解决的。”这些观点令他游离出了精神学主流。
范德科尔克并不是第一次陷入这种境地。20世纪90年代初，他是记忆抑制治疗(repressed-memory therapy)的一名主要的拥护者。该疗法后来被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理查德·麦克纳利(Richard McNally)称为“自脑叶切除术时代以来降临到心理健康领域的最大灾难。”在当时的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性虐待案件中（均与恢复受抑制的记忆密切相关），范德科尔克担任了专家证人，作证称遭受极端或反复性创伤的受害者有可能——甚至普遍——会压抑自己关于那些创伤的所有记忆，直至多年后在治疗中才回想起来。他表示，在自己的患者中见过很多这样的例子，此外，他还能从医学文献中找出此类案例，至少可以回溯100年。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全美各地涌起了一股性虐诉讼的风潮，人们纷纷指控父母、牧师和日托服务人员犯下了恐怖的性犯罪，并声称，他们是在咨询师的帮助下才刚刚想起来的。一时间，法官和陪审团都被范德科尔克等人的证言说服了。他们直觉感到，人的心灵确实会找一种途径来屏蔽过度痛苦的经历。但随着指控变得越来越稀奇古怪——譬如被外星人绑架或神秘的撒旦邪教之类——支持这一理论的声音日渐衰弱。大多数心理学研究专家认为，与其说是受害者自发地回忆起了这些所谓的“被压抑的记忆”，可能性要大得多的是，过分狂热的医生和咨询师的暗示性提问在他们的头脑中植入了这样的故事。随着时间的推移，事实逐渐浮出水面：的确有无辜的人被错误地起诉了。他们的家庭、事业、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整个生活，都被毁于一旦。
本文推荐者曾接受顾歌心理咨询督导，在心理咨询领域有独特见解，其发布文章的观点为个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