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在《图腾和禁忌》中写道：“名字是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他灵魂的一部分。”有了名字，我们才真正地存在。而当死亡来临时，也多亏有了名字，我们才能被恰如其分地安葬，不会和众多离世的生命混为一谈。
没有什么比外国人起的中国名字更让人好笑的了，他们刚刚来到这个国家，找到了一些新鲜而美丽的字眼，迫不及待地把它们堆积起来，管自己叫白雪花，庄正义或者唐圆，当然是因为他们不明白，在中国这样一个每个字眼都沉积了众多历史的国家里，这样简单的芳名是最不合要求的一种。
另一类不合要求的姓名是乡村的农人所起的：往往只承载了一个简单的愿望，富贵，有财或者大发，按照风水先生的说法，这类名字的缺陷正在于其“满”，中国的原则是月满则亏，这样的愿望很难通过这样的名字达到——见过哪个大富之人叫富贵呢？这样的名字正表现了其父母的贫穷状态和一种简单的求满足的心理。
要起一个好名字，当然要避免种种常识性的错误，然而，一个好名字并不是避免错误就能得到的，中国人首先无法摆脱的就是姓氏的重担。在一个人口数字累积上亿的国家里，王、张、李这样的大姓根本就不能超凡脱俗地起个好名字，什么好名字都被人用过了，你只能在少量重复和更少量重复中寻找自己的幸运，而且随着历史年代的久远，我们也无法在这样的大姓中寻求历史，姓王的可以说自己的祖先是王羲之或者王莽，但是根本没有人相信你，即使你拿着新近修好的族谱也无法证实，你能做的只是避免自己和古人重名。
历史的漫长、人口的众多，都使中国人的姓的光荣感在这个时代丧失了重要性，只有极其少的姓氏是例外。我的一名中学同学姓“是”，而一名大学同学姓“神”，都引发了我们的好奇，引发了无聊的推测，但也不是尊重——在中国，光靠姓氏引起尊重无疑是奢望，是神话，也是最不现实的现实。
姓名磁场
唯一的改进办法是姓名的和谐和美丽，在不同的时代，姓名总是尽量的在那个时代的潮流中浮沉，漂流的高低不等，但是起名者无疑都希望孩子有个美好的未来。几百个红，几千个鑫，都在暗示着，纠缠着，奋斗着它们的使命。
当然愿望和现实往往岔路，不过姓名毕竟有其磁场的特殊作用。自我接纳度高的人往往会在自己的名字里寻找积极意义。马镝是70后生人，当年父亲翻主席诗词，从“飞鸣镝”中得到启发，为他取名镝，镝是箭的意思。过了两年，弟弟出生，父亲又翻了元素周期表，为他起名为镭。“长大以后，８和６这两个数字开始走俏。我发现我是周期表中66号，而弟弟是88号！就这么巧！”
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博士生导师佐斌教授说，“几乎所有的父母都希望自己能对孩子的未来产生一些积极的影响。所以父母为孩子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孩子取个有意味的名字。虽然名字本身并不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但那些费心思给孩子取名字的父母，会因此让孩子感到心安。因为从孩子一来到这个世界，他们就已经在开始帮助孩子。”
姓名的民主时代
但这更是一个姓名自主的年代。古代只有士大夫才有特权叫上几个名字，像西门庆这种俗人因为家里有四口井，管自己叫“四泉”，就饱受作者的嘲笑，只有风雅之士才能有几个美好而复杂的名字，表示自己的优越生活地位和高尚文化情操。可是现在不同了，姓名的民主社会已经来临，每个人都有增加无数个名字的机会：嫌爹妈给的名字太土就换个笔名，MSN可以让人变化多端，如果你足够了得，可以在公共论坛上叫个名，小区版块上起个名，加上自己的真实姓名和情人之间的昵称，随便算下来就算不清楚了——一个名字代表一种身份，晚上是柔情版块的版主“雨轩”，白天则是办公室打杂的Jim，喝酒的时候，她们叫他Honey Jim，当然是暗示他买单。
另一个自主权和上面说的全不相关。纯粹是大陆女性的特权，没有人要求她们像香港同胞一样，把夫家的姓放在自己的前面，姓方就是姓方，用不着把它变成陈方，可惜的是，几乎没有女人意识到她们是多么幸福，在当年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下，这个优秀的传统得以延续50年—即使是一嫁再嫁的大陆女姓也可以保有自己最开始、最清洁、最明亮的姓，昂然地再嫁一次，没有什么夫家姓去留之类的负担，不能不说是毛泽东当年的妇解运动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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