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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些在“发神经的时代”里痛苦挣扎的灵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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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精神分析的发展已经进入了“微精神分析”的阶段，作为一种临床治疗的方法，它也早已羽翼丰满。但是，经典精神分析，以及新弗洛伊德主义的精神分析学家们的理论，仍然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精神分析一贯被指责为一种非理性主义的思潮，这只能说明论者的无知和思维的混乱。它研究的是人的心灵世界这个非理性、非线性的领域，但这并不说明精神分析本身也是非理性的。恰恰正因为它没有形而上的向度，因此即使到今天，它也不能提供给人以终极关怀。它不是一条精神拯救之路。
在远古时代，给人威胁的是人所无法认识、变幻莫测的自然。这种威胁反映到人的精神深处，只是人与自然的分裂。在自然面前，人类社会仍是一个精神共同体。在一个社会里，作为“社会动物”的人们尚不存在社会属性的较大差异。因此从心理上讲，人们的安全感、相与感、归宿感尚可以通过他在一个精神共同体里的天然位置而获得。但随着人的自我意识和对象意识的分裂，人与人之间、人与自己、人与自然之之间开始出现分裂，所有支撑这种安全感的基础便已分崩离析了。
这时候，威胁人们心理上的生存的不再是自然，而是社会。精神共同体的日渐解体使人确认自己存在价值的方式不再是融合，而是比较。社会性的存在方式使人不可避免地异化，将他所占有的社会资源的价值当成了他的存在本身的价值。一方面是社会属性把人区别开来，另一方面是所拥有的社会资源成为价值确认的标准。一个人仅仅通过自己的心理系统的封闭运行再也无法肯定自己了，自我一旦丧失与外界的交流，马上萎缩乃至解构。它决定了一个人对自我的肯定，在决定性的因素上只有通过与他人相比才能获得确认。一旦他在比较中无法肯定自己，他就处于心理弱势，甚至使心理出现无法生存下去的危机。
另一方面，人的存在属性中的一些主要属性，诸如文化属性、民族属性等等，已经成为他确认自己的存在并进入一个精神共同体的方式。一旦这些存在属性遭到否定，已经等同于对自己的存在价值的否定。因此，确认自己存在价值的最深远的内驱力会驱动人们产生文化自大和种族主义心理，因为通过比较，比之在一个孤立系统中的自我意淫更能确认自己所属于的文化和民族共同体的存在价值，进而使自己的存在价值获得确认。非常容易理解，通过情感的支持，对别的文化和民族的贬损通过了自己的心理上的合理性的论证。
因此，我们不知道，高度发达的文明意味着灾难还是意味着福音。如果说原始状态是一个丛林，是霍布斯的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那么在现代社会，则是每个文明对每个文明的心理上或物质上的战争，是在心理上，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人与人的敌意通过内化而成了心理优势的比较，所谓的竞争，充满了这种异化的确认自己存在价值的残迹。当我们看到，无论人们是穿衣、享受、还是一系列的争论都有把别人贬下去好让自己的存在凸显，使自己处于一种心理优势而获得一种快感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指令时，人类的存在困境也昭然若揭。正是由此呼唤出了大量的受虐狂和施虐狂，使整个社会都在发神经，让每个人都很难逃过自己所参与制造的神经症的社会状态的追杀。
精神分析在此还能做什么呢？作为分析者和救赎者，它只能避免人类从神经症走向神经病，或者避免人类从神经病走向精神病，或者，把神经病拉回到神经症，把精神病拉回到神经病甚至神经症。
在精神分析的经典巨著《精神分析引论》里，弗洛伊德说道：“人类的自尊心先后从科学手中受到了两次重大的打击。每一次是知道我们的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仅仅是无穷大的宇宙体系的一个小斑点，我们把这个发现归功于哥白尼，虽然亚历山大的学说也表示过类似的观点。第二次是生物学的研究剥夺了人的异于万物的创生特权，沦为动物界的物种之一，而同样具有一种不可磨灭的兽性：这个‘价值重估’的功绩成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查理.达尔文、华莱士，及其前人的鼓吹，也曾引起同时代人的最激烈的反抗。然而人们的自尊心受到了现代心理学研究的第三次最难受的打击；因为这种研究向我们每个人的‘自我’证明：就连在我们自己的屋里也不能自为主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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