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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些在“发神经的时代”里痛苦挣扎的灵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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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科以后，记得一次和别人说话时，我感觉到她注意我说话时嘴巴的样子，我不知怎么就好象不知道如何安放自己的嘴巴一样，我一窘迫，就越不知该如何用嘴说话了，目光也变得躲闪，以后的日子里，越来越严重，现在我不知该怎样和人交流，因为我的嘴巴会觉得不知该怎样安置，越是这样我越是紧张，有时紧张的厉害时会结巴，也不愿在科里接电话，下了班后觉得头都紧张得疼，一开始只是和女同事说话时这样，后来和男的说话也这样，但程度要轻一些，这种状况大约持续了4年多，为了改善这种状况，也为了逃离这样的环境，去年一月份我又调科了，希望一切能从头开始，但事情不象我想象的那样，我也作过很多的努力，在心里发过很多的誓，但我还是失败了。
现在是最严重的时候，从今年开始，我一个人的时候也会这样了，我总会注意到嘴巴的存在，因此弄得嘴巴好象无以安放，一真处于紧张状态，有时睡觉时也是这样，而且我非常的敏感，别人对我的稍带点否定意思的话都会刺激我，特别是不直接和我说得那种，内心很软弱，觉得不能再承受任何的打击了，很多时候想立马去死，我真怕自己有一天会精神失常，我设想了各种自杀方法，跳楼，割脉等，最后决定安乐死，我想准备一些药物，实在熬不下去的时候就自己注射，如果我没有孩子，没有父母，我早就死了，我不知道是不是自己有一天会坚持不下去。]
分析：
一直到现在，人们都无法解决康德留下的一个难题：有德者未必有福，而享福者实多恶徒。内化入人的心灵深处并执行监视、惩罚功能而以“超我”的形式出现的道德，其严厉性似乎主要是针对好人的。这个个案证明了这一点：具有神经症的病理反应的，有时往往多是内心中没有多少破坏性的好人。而那些人渣，因其已差不多解构了道德，表现出来的心理冲突并不强烈，作为“超我”的道德并不具有强烈的惩罚功能，他们反而很少出现这种破坏性针对自己而不是外界的神经症。
这个个案所具有的理论上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折射出了经典精神分析的局限，凸现了精神分析和哲学相结合的重要性。患者对老师的暗恋初看似乎是“恋父情结”，其实它发源于一种“存在性不安”。莱恩多次强调，有些“精神分裂性”的病理反应本身源于人的存在命运在后天的社会环境的遭遇。“存在”本身所产生的问题被人体验到将由心理防御机制对他的行为进行调整。这种不能确认自己的存在和存在的价值的恐惧感构成了人类的一种最深远和强大的内驱力。
人自脱离母体开始即如人类走出原始的精神家园开始。儿童的自我中心倾向源于人类早期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无意识残迹。他企图以他的意志规范世界。他希望得到重视和关爱。如果不能得到满足，就会心理受挫，其结果是生命的挫折。这种挫折感激起自卑的心理，使人感觉软弱无力，没有信心，在这个世界上像是一个客体，而不是一个主体。这是一种最深刻的“存在性不安”。由“存在”所引发的东西无法得到，变着法也要得到。儿童无法获得重视和关爱，他就要在未来的岁月中寻求补偿。不能从父母那儿得到，就要从别人那儿得到。
不能得到满足而遭受压抑的儿童愿望以伪装和变形的形式在以后的岁月里投射在可以满足他这种愿望的对象身上。它可能导致升化，即指向自身，通过凸显自己存在的价值而获得补偿。它更可能通过移情投向外界。但如果投射到了有违社会伦理观念的对象身上，超我就会对自我进行惩罚，它就会在人的内心激起焦虑，产生负罪感。这样的一种心理机制决定了患者以后的刻苦学习、内向、暗恋老师等诸多事件，以及她现在的痛苦－－自从她在小学暗恋老师，她就已经产生了负罪感，超我已经对她进行惩罚了。
通过她在结婚前与男同事发生性关系，而直到她找男朋友结婚后几年之间都还与他“欲罢不能”的经历，负罪感在对象的置换中以另一种形式加以表现，并得到强化。它不再是当初暗蛮老师的那种负罪感了，而是成了一种实实在在的自己的存在价值被自己所否定的焦虑。不管她是否意识到，有一个声音都在告诉她这样做是不对的，她对不住她的丈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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