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人为即将到来的新年忧心忡忡,“本来平时就最怕和别人打交道,但是过年不得不去见亲戚朋友,拜年都不知道说些什么好⋯⋯”
中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着城市化,但越来越多的人在感受城市生活喧嚣与落寞的同时,开始对社会生活产生心理排斥。早在2007年,国内某杂志进行了一次“社交商”读者调查,结果显示,有高达60.76%的人认为自己有一定程度的社交焦虑;最近一次大成网对近700名网友调查显示,有一半以上的人偶尔会在遇到熟人时遮住自己的脸。
北京安定医院焦虑障碍门诊,从以前的门庭冷落到目前每月接诊三百多人。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中心每月接诊的患者中,约有5%为社交焦虑障碍,比4年前增加了1倍,而且都是“发现自己出现了社交焦虑的问题,主动到医院求医的”。
2007年,提出“情商”概念的美国心理学博士丹尼尔·格尔曼继《情商》一书后再次推出《社交商》,指出“社交商”已成为衡量我们生存能力的一项基本指标,将决定我们将来的走向与可能取得的成就。“28个社交小技巧”“与焦虑同行”⋯⋯随着媒体、网络上社交焦虑的频繁出现,人们渐渐了解,帕瓦罗蒂挥舞着白手绢,其实是为了克服怯场的毛病;“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脸上的伤疤,来自于小时候医院理疗时被烫伤也不肯开口的自卑⋯⋯
社交焦虑,正以一种缓慢而坚定的速度,走近我们身边。
迟来的关注
从业49年的张明园教授第一次接触主动来咨询的社交焦虑障碍患者,是一位国有大型企业的人事处长,他托了熟人找上门来。因为工资加级的矛盾,一位女员工在他办公室前吵闹一天,之后他便再也不敢与陌生人目光对视。
“那时候哪里知道有这个病,也没有特效药”,张明园只能为病人做简单心理治疗,开了一些减少心慌反应的药物。在精神障碍上,我国的治疗重点一直放在精神分裂症等重精神病上,以至于他所在的精神病医院一度被戏称为“精神分裂症医院”。
“你眼看他好起来的时候,就是看他的头是怎么一次一次抬起来的”,由于主动来看这个病的人少,张明园对他印象深刻。这位50多岁的国企干部提出的额外要求是,不要有病历卡、不要有医院记录,“他说我是搞人事的,被人知道我到你这里看过病,我就完了。”
这还是发生在1960年代的故事。直到1985年,“社交恐怖(Social Phobia)”才正式由美国提出诊断标准,被归入恐怖症中。进入中国后,由于“恐怖”一词没有具体对象、不适用这一病症,便从翻译上被学界修正为“社交恐惧”。随着国外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它与焦虑类似、症状可以在治疗后缓解,便最终将其定为“社交焦虑障碍”(Social Anxiety Disorder),转而并入焦虑症中。
相当一段时间,这几个医学名词在中国混合使用、无法区分——在精神卫生资源贫乏的中国,这也并没有引起人们关注。
“最近十多年,我国的精神治疗才往情感障碍上靠”,张明园表示。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起,抑郁症首先成为研究重点。然而,较少有人知道,抑郁常与社交焦虑伴随而生。
“可能知道他抑郁,但是他为什么抑郁?有可能正是社交焦虑引起的,”张新凯分析,“有些人可能是因为社交焦虑而轻生,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2001年至2005年,我国山东、浙江、青海及甘肃4省进行了一次精神疾病患病率、治疗情况和相关残疾的流行病学调查。它也是在华西医院课题之前,唯一涉及到社交焦虑障碍的大规模调查。
这次近10年前的调查结论是,社交焦虑障碍患病率仅为0.175%。
“这个数字,低得我都不相信”,张明园教授说。有感于焦虑障碍被忽视的严重性,他在2000年组织成立了中国焦虑障碍研究协作兴趣小组。10年来,小组每年两次讨论、一次讲习,只是组员数增长缓慢,成立初19人,到如今只增加了2人而已,组员都是分布在全国各地的精神科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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