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例而言，“情境化”就是体现系统思想的一项操作性原则——治疗师将问题细致化、还原为一个个具体的行为，并与具体的人、事、空间、时间相联系。与精神病学和临床心理学中常见的“贴标签”做法相反，治疗师不把问题行为看成是人格结构中的成分，而更多是将其视为多少能够受到当事人和环境影响的功能状态。用语言学的例子来说，这是将“ 是” （to be）变为“ 做” （to do）。
“共同写作”原则是反映激进构成主义认识论的一个例子。系统治疗师认为，在问题系统里，人们的认知活动倾向于只加工与问题相关的负性体验和信息，只表述按照当前的主导认识论编辑为语言的“故事”，却排斥或忽略大量不符合当前认识论标准的“例外”。但系统的资源，以及发展的可能性，常常就蕴藏在那些“未言说”的体验中。因此，心理治疗应该是治疗师与咨客系统一起进行的心灵探险，是一次集体的创作，主要任务是寻找未讲出来的故事、例外，忽略并且最后放弃悲惨的故事，创作新故事。
以下借用海德堡小组的示教图，集中介绍系统家庭治疗具有革命性的治疗目标与策略：
传统诊疗程序
发现问题----集中注意于“ 它”（无能、缺陷、无望感）----朝后看式的注意增强 ---寻找直线因果关系、解释 ---- 责任判定：完全责任/毫无责任 ---去情境化（行为与背景分离） --- 诊断“ 精神病”，传达医学病理模式并固化为个体特征
系统家庭治疗的“反流程”
更多发展机会----将注意力扩展至无症状的时空---朝前看（假设性尝试选择的可能性）
---- 循环因果观，重效应、功能及维持因素----提示病人有责任（施加影响的可能性）
----再度情境化（时空、关系）。用系统假设巩固意义的联系-----软化“ 疾病”概念；将个体特征化为行为序列
家庭治疗的一般做法是：心理治疗师在专用治疗室与患者及其家庭成员进行l-1.5小时的会谈。治疗室布置优雅、安静，备有玩具，座椅舒适且位置无主次之分；心理治疗师不穿白工作服。他首先要向咨询者解释清楚：治疗室里没有病人，大家均是“咨客”。这样安排旨在营造一种平等、和谐的工作气氛，用情境来定义工作关系。会谈主要是以“循环”方式提问，请各个家庭成员轮流回答。如：问 A ,B的行为在C引起何种反应；或问D，如果 A和B做出某种行为，C的反应如何等等。几轮这样的提问便可勾勒出一个家庭内的关系格局及其对症状性行为的影响,充分体现“造成差异的差异便是信息”这一抽象的哲学观点。一般这种讨论所涉及的问题多集中于积极的方面，指向未来，甚至患者的症状也会被赋予积极的意义。每次会谈结尾时，心理治疗师都布置好精心策划、意味深长的游戏式作业，让每个家庭成员共同完成。比如，允许一位爱唠叨的母亲继续每天对孩子唠叨50次，不用马上克服这种行为。但如果超过这个数，便应让一贯处于被动地位，性格懦弱的父亲用水枪瞄准其眉心射击。这叫“悖论处方”。这些作业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多数家庭根本不会认真做，但治疗师干预后的信息已间接地深入人心，使家庭成员能利用自身的资源和动能来实现其家庭关系的良性发展。为达此目的，两次会谈的间隔约4－6周。所以，这是很经济的“长间隔的短程治疗”，许多家庭仅来1－3次便可结束疗程。
三．中国开展家庭治疗的概况
中国同事初识家庭治疗是在80年代。刘培毅、何慕陶等人1986年开始研究家庭关系与心理卫生的关系。而较深入接触系统家庭治疗是在1988年。该年10月，德国著名治疗师、精神病学家Helm Stierlin 和Fritz B. Simon 通过“中德心理治疗讲习班”向几十位中国同事讲授了有关理论，并访谈了中国患者及其家庭。
回顾当年中国同事对这场际遇的反应是饶有兴味的。80年代的精神病学界才刚刚开始概括介绍几种经典的心理治疗流派，如精神分析、行为治疗和人本主义治疗。面对系统家庭治疗这一新奇的治疗形式，学员们抱着复杂的心情，既感到好奇，也产生了大量的困惑，而对一些观点和做法则显然有反感情绪和怀疑态度。后几种负性反应其实在面对其它心理治疗模式时也有不同程度的存在。
总体而言，这些反应是围绕两个问题产生的：
（1）西方心理治疗有用乎？
（2）如果有用，在中国能用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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