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美国尼尔森发布了一份亚太各国网民的用户习惯报告，称在整个亚太地区，中国网民最喜欢发布负面产品评论，也只有中国网民发表负面评论的意愿超过正面评论，约有62％的中国网民表示，他们更愿意分享负面评论，而全球网民的这一比例则为41％。
周立波说，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安全的地方了。坐坐火车，脱轨了；乘乘飞机，火山灰了；呆在家里，地震了；走在街上，被车撞飞了……而且还是“欺实码”。由此可见，“坏消息综合症”的出现，首先证明了我们生存的这个星球的不完美。
其次，“坏消息综合症”并不是中国网民的专利，全球人民对此都有不同程度的热爱。蔡康永曾写他在学校上编剧课，教授立下的规矩是：故事不许从头快乐到底，因为观众不想看到别人的日子过得比自己好。所以说，幸灾乐祸其实是人类的某种共性，它反映了人性本身的不完美。这就可以解释《读者》《知音》类杂志为何能在全国卖得最好的原因，是由于那些煽情的悲剧让人们看见这个世上还有如此多同类过得比自己还惨，心中的幸福感便油然而生。
而中国的“坏消息综合症患者”之所以特别多，是因为我们正处于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当物质与经济迅猛增长的同时，相关配套的法律规范和监管体系却还未及完善。楼歪歪、桥胶胶、“跨省追捕”、躲猫猫事件的不绝于耳，毒奶粉、问题疫苗、地沟油的层出不穷，让我们深觉生存压力的倍增与安全感的匮乏。
敢于怀疑未必是坏事。从远古的狩猎时代起，人们就在危机四伏的环境中，被迫培养起了早期忧患意识。“很傻很天真”的那一群人，在唱着“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的童谣时就被虎狼们无情地吞没了，能真正存活下来，代代相传的只有那些竖起了全身毛发，时刻准备张弓待发的“坏消息综合症患者”。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当今社会“坏消息综合症”的涌现，代表的其实是老百姓公民意识的觉醒以及独立思考能力的提升。美国19世纪新闻业轰轰烈烈的“扒粪运动”，正是因为媒体记者们勇于揭开那些丑陋的社会黑幕，扮演了舆论监督的角色，才直接促使了新法案的诞生与福利制度的完善。纯净食品和药物管理法、肉类检查法、打击放任自由经济的赫伯恩法、克莱顿反托拉斯法以及住房、教育等诸多法案都由此出现。心理咨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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