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男同性恋人群高危性再次被提及，男同性恋者妻子(同妻)逐渐受关注。据公益组织估计，国内约有3000至5000万同性恋倾向者，“同妻”人数约1600万左右。据调查，男同性恋中有90％在社会舆论压力下选择婚姻，他们的配偶大多数对此一无所知，面临被传染艾滋病风险。（2月2日广州日报）
作为“同妻”（实际也包括女“同志”的男配偶），其不幸可想而知。她们不仅要忍受生理上的“不性福”，面临被传染艾滋病的风险。同时，恋人是“同性恋”的残酷现实又在其心理投射下重重阴影，使之备受煎熬，难以释怀。而造成这一切不幸的“罪魁祸首”，与其说是她们的同性恋配偶，毋宁说是仍显严苛的社会舆论与日渐滞后的法律规定。
社会学家李银河曾表示，中国人对同性恋者的宽容度较高，某些方面甚至超出西方。如在被问及“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是否应该有同等的就业机会”时，91%的受访者认为应当有，而美国和香港都不超过90%。但这并不排除某种“邻避心理”的存在，即原则上对同性恋者持宽容态度，但具体到身边亲友，特别是子女时又难以接受。这就解释了为何一方面，92%的投票网友“支持同性恋婚姻”，但另一方面，90％的中国男“同志”在社会舆论压力下选择异性婚姻。
要想破解这种“二律悖反”现象，进而拯救更多“同伴”，使其避免在不知情的状况下跌入“婚姻”深渊，就需要舆论、法律等多方协力，共同保障同性恋者的权益。事实上，同性恋者中不乏才华横溢、能力出众者。一项调查显示，女同当中高学历者占三分之二左右，多数为研究生、公务员、企业高管等“社会精英”。对于同性婚姻的否定，无疑将加重同性恋者的精神压力，进而会对整个社会的运作造成损伤。
如果说舆论偏见受到历史惯性与文化心理的影响，那么法律制定就必须恪守公正原则和对人权的保障。可惜的是，到目前为止，我国《婚姻法》尚不保障同性婚姻。以至于被誉为“国内首例同性恋公开结婚者”的曾安全、潘文杰“夫妇”不得不考虑去泰国注册结婚。但问题是，由于“婚姻关系”不对法律所承认，“以后万一谁得了重病，另一方都没有资格为其签手术同意书”。因此，当被问及现在最想要什么时，两人回答“公平和一张结婚证”。
总而言之，要想避免“同妻”悲剧的继续上演，首先需要尊重“同志”的性取向，保障其婚恋自主权。否则，舆论越歧视，法律越制止，他们“潜伏”的就越深，受害“同伴”数量也就越多。如此恶性循环，将大大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这个道理，你懂的。
心理咨询师 王垚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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