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恋这个词，人们已经不再陌生。翻开报纸，打开各种媒体，不时有相关的信息印入我们的眼帘，他们就在我们周围，他们就在我们身边，我们不可以无视他们的存在。
随着人们对同性恋认识的增多，我们的这个社会对同性恋变得更加宽容，同性恋者对自己的认识也有一个更客观的认识，于是当他们在不能从迷惑或矛盾中摆脱出来时，他们开始寻求外界的帮助。而心理医生往往是他们的首选。
一、做好理论知识准备，不抱陈见
要做好同性恋者的心理咨询工作，首先要做好自身的知识储备，对于同性恋这一现象要有一个全部的、客观的认识。在社会现实中，人们对同性恋还存在着一些误区，往往将他们与变态的、丑恶的现象联系起来，特别是现在爱滋病开始在社会上蔓延，而因同性爱者是易感染人群，于是人们就把帐全部算在同性恋者的头上。我们的一些媒体也是推波助澜，极不负责任地将同性恋者人群中出现的一些不好的事例加以放大丑化更加大了人们对同性恋者的恐惧和歧视，就是一些专家学者也对同性爱人群缺乏深入的了解和认识，也不是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对同性恋予以正确的定义，造成了一些人的认识的混乱，觉得同性爱者可能都长得“丑八怪“模样、妖娆怪气，是一群无情无义只知寻求刺激的“怪物“。而我们应该认识到，同性爱者首先是社会人，和所有的社会人一样有着七情六欲，有着精神、生活、物质、生理的需求。选择什么样的性爱方式有什么样的性取向，是一个人的基本人权。
随着时代的进步，历史的发展，我们需要认识到，市场经济导致的经济多元化，必然地使多元化性价值观的实践成为可能“合理“的方式和可能被接受的现实。这一观念自然地造成了同性爱者个人生活空间，包括性活动空间的扩展，这是一种进步。应当深刻分析和批判我国主流婚姻文化中的封建主义性文化和以 “左“的形式表达的禁欲主义文化对学术界的影响。同时积极批判自我，挖掘自身观念或文化的渊源。从而超越自我，从更高的层次开展心理咨询工作。
弗洛伊德的观点认为，意识到两性之间的差别是极重要的。它存在 于男性生殖器崇拜──恋母阶段。在正常消除恋母情结的过程中， 男孩的生殖器羡慕起了作用。由于自身竞争力处于弱势，从而欲放弃 对母亲的占有欲，这时会出现三种选择：第一种是暂时放弃性野心， 认同父亲，并希望这种认同给自己带来好处；第二种是通过扮“女性“， 用同性爱来解决；第三种则是掩盖所有男性生殖器的存在，创造一个 只有自己一个男性，外界均为女性的“理想女性世界“。这三种方式造成了性行为取向的分化。另有学者在分析男性性心理中发现 “想玩弄他人的阴茎，想成为一个女性，以及想成为一位被人搂在怀里的小女孩，这些似乎矛盾的欲望，在小男孩和成人男子的内心深处的异性爱恋冲动中形成矛盾的统一体“。这从心理方面表述了男性在性行为中的一种固有情绪，也提出了男同性爱者心理冲突的一个源泉。当这种矛盾冲突不被抑制时，自然会导致一种近似女性心理的膨胀，这对由此而表现出的行为方式有指导意义。因此，从心理学角度应该承认这种性取向存在的合理性。
从美国新金西调查报告到近年我国刘达临主持的性调查都揭示出同性爱者有一定的人口比例占有率。有人总结说不管何时、何地、何种族总有约1～2%的终身不悔的同性爱者。他们对自己的选择的认同性很强，改变纠正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正如怀特姆指出的“同性爱不是某种特殊的社会结构的产物，而是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人类性行为的一种基本形式“，这一人群是整个社会无法摒弃的一部分。
刘达临（1995）明确指出，考虑到大量同性爱者为掩盖实情和调查未覆盖大量未婚者，所以估计中国同性爱者的实际数字比调查所得数字大得多。对于刘达临调查，国际著名性学家黑伯乐指出，在总人口中占有相当数量的少数人有某些同性性行为，只不过是人类作为哺乳动物的传统的一部分；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什么生物学上的原因说明中国人是例外的。在中国另一项对上海2190例大学生的性调查（1992）发现，男女学生中8.3％和9.2％有过同性性行为。社会学家潘绥铭对北京全部正规高等院校在校生的分层等概率抽样调查（1995）发现，在男生中仅有过同性性行为的（包括具有性刺激含义的触摸）占16.6％，仅有纯心理上的同性爱倾向的占8.4％，既有同性爱心理亦有同性性行为者约4％。根据国内外大量调查结果，社会学家李银河（1998）强调，我国总人口中3％－4％为男女同性爱者，估测有3600万－4800万人之众。这相当于欧洲的一个中等国家。[1]这些人当中的绝大多数可能都隐藏着自己的性取向，咱们中国的情况好象是这样，大多数人不告诉自己的父母，也不告诉亲友，尤其不愿意在单位里头说自己是同性恋，但是随着我国社会变得更加多元化，他们现在已经慢慢地浮出水面。比如说在北京的同性恋酒吧，就有五六家了，在广州、上海这些大城市，也都纷纷出现同性恋酒吧。现在在武汉也有了七八家酒吧或歌厅，八、九个活动场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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